曲華綸

站在太行山麓的井陘古驛道，觸摸兩千年前“車同軌”的深深轍印；漫步珠江口的南頭古城，傾聽東官郡回蕩的歷史潮聲；駐足河西走廊的陽關故址，凝望絲路駝隊遺落在沙海中的琉璃殘片……

展開中國地圖，縱橫交錯的省界、顏色參差的市域、星羅棋布的縣治，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鐫刻著文化密碼的活態史詩。

展開歷史長卷，郡、縣、州，道、路、省，府、廳、鎮，不僅是治理單元，更是文明傳承的時空載體。

“何”。為何這片土地綿延五千年文明獨存于世？何以能使廣土巨族融合為多元一體？又該以何樣的方位坐標安放歷史文脈、文明根脈？

“方”。既是方位，也是方域，還是方法。自古常用方域、方輿指代行政區域劃分。《禹貢》“九州攸同”有了治理方位，《周禮》“方千里曰國畿”有了方域設計，歷千年“山川形便，犬牙相契”展現的是劃界之規。

“家國”。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一個個行政區劃單元，彰顯著家國同構，牽絆著故土鄉愁，凝聚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和責任擔當，組成的是中國大“家”。

“何方家國”，承載著中華文明深沉的文化叩問，相約的是一場從行政區劃出發、縱橫時空的歷史文化之旅。

——從行政區劃出發，探尋疆域版圖的法理紋章。

郡界以山脊為斷，民籍隨郡縣而隸。秦始皇遣史祿開鑿靈渠，在南越之地“鑿渠運糧，置桂林、象郡”，使軍屯與稅賦體系直抵南海之濱。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設西域都護，《漢書·西域傳》特注，凡國五十，自譯長至將相皆佩漢印綬。唐代貞觀十四年（640年）平高昌，置安西都護府，《唐律疏議》規定，羈縻州賦稅不入戶部，但刺史須受唐官監領，留下的是新疆自古屬中國的法理印證。

南宋《諸蕃志》載：“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塘）……四郡凡十一縣，悉隸廣南西路”。《瓊管志》也提到“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屬“瓊管”。清《廣東通志》載：“萬州三曲水環泮宮，六連山障，州治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為南海主權留下鐵證。

清代測繪《皇輿全覽圖》，以經緯度網格重構國土認知，輿圖所載，即疆理所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設立臺灣府，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省。1885年臺灣建省，劃設“三府一州十一縣五廳”，奠定臺灣行政區劃格局，彰顯行政建制與主權捍衛的密切關聯。

行政區劃通過法典條文固化治權邊界，通過戶籍、稅賦、司法等行政實踐累積治理實證，通過界碑輿圖銘刻主權記憶，使華夏疆域縱歷分合鼎革，終成不可裂解的金甌整體。

——從行政區劃出發，讀懂多元一體的歷史榫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

行政區劃從來不是地理空間的簡單切割，而是一方水土文明交融的載體、多民族共生共榮的紐帶。戰國末年，秦國置隴西、北地二郡，將羌、戎部族納入郡縣管轄，中原農耕之民與游牧部族在黃土高原上錯落而居，共墾邊地，共御天災，血脈漸融。大理國故地在元代劃入云南行省，漢人官吏、白族首領、傣族土司協同理政，茶馬古道上的藏商與彝民以鹽帛易馬匹，地理的“邊陲”在行政整合中漸成“腹地”。

行政區劃以制度之力沖開地理阻隔、打破地域壁壘，讓不同族群的命運在共同家園中交匯激蕩、凝結聚合。漢武帝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數十萬中原士卒攜家帶口戍邊屯田，漢人“衣冠”與匈奴“辮發”共飲弱水，駝隊與耕牛同踏河西走廊，催生出“胡商漢賈，晝夜不絕”的共生圖景。隋通西域，設鄯善、且末、伊吾等郡，絲綢之路上的驛館與市集，成為粟特商隊、突厥牧人、漢地行商的共棲之所。唐代于西域設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等城郭由漢軍駐守、突厥民協防、粟特商貫通，各族共居一城、共守一域，“城頭烽火”與“市井胡音”交織成一幅美美與共的邊塞長卷。

行政區劃的演進史，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長的見證史。行政區劃的創設與演變，用制度的力量將族別轉化為共域，將差異轉化為互補，讓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的各族群在共治共生的疆域中交流交往交融，熔鑄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底和大一統的政治魂魄，淬煉出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牢固命運共同體。

——從行政區劃出發，感悟文明基因的時空密碼。

自大禹“奠高山大川”以劃九州肇始，中國便萌發以行政疆域承載文明、以方域制度傳承文明的獨特范式。當古埃及的“諾姆”、兩河流域的“行省”湮沒于風沙，華夏大地的郡縣體系卻呈現驚人的穩定性與連續性，恰似雙螺旋結構的分子鏈——制度框架與地理單元相互纏繞，在時空坐標系中精準錨定文明演進的軌跡。

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構建起“郡、縣、鄉、里”四級架構，雖代有遞嬗、形有不同、式有所異，但框架結構保持總體穩定。西漢103郡國的邊界，近半數與秦郡重合；至隋唐推行州縣制，仍有近半數州郡名稱延續秦漢舊稱；宋元之際，江南州縣在戰火中始終保持建制完整。這使得戶籍統計、稅賦征收與律令推行始終處于同一坐標系內，即便政權更替，社會基礎單元的完整性亦未被打破。

清代《一統志》顯示，全國三分之二的府級治所與唐代州郡重合，超過三分之一的轄境與漢代郡國近似。南陽盆地從秦漢南陽郡到清代南陽府始終鎖定同一空間坐標，其治所位置兩千年未移，水利網絡、驛傳體系等基礎設施不斷積淀，文明根脈在這片南北交匯的樞紐之地不斷滋養生長。

鋪排有致、層疊有序的行政區劃，恰似一套精密的時空編碼系統，讓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漁獵文明等多元文明體系被精準寫入歷史“磁道”，為文脈延續提供了剛性支撐。

時空輪轉，區劃如碑，銘刻著中華文明存續的底層密碼。

——從行政區劃出發，建構文化記憶的鮮活容器。

一紙疆界，自有文化刻度。幾千年的行政區劃沿革史，本身就是一部鐫刻著中華文化的典籍。無論是建制設置、結構布局，還是治所選擇、命名定界，都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是文化觀念在空間地理上的投影。

三分疆域，七分文脈。行政區劃往往成為文化現象的塑造者。隋唐劃淮南道統攝淮河兩岸，北方的渾厚與南方的靈秀在此對沖，釀出淮揚菜“南北兼容”的獨特氣質：一道蟹粉獅子頭，既有黃河小麥的筋道，又有江南黃酒的醇香，恰似行政版圖縫合出的味覺辯證法。元代江浙行省將吳語區與越語區并置，錢塘江兩岸的方言在鹽漕稅冊的流轉中碰撞，淬煉出昆曲“水磨腔”與紹劇“高亢調”的雙璧，聲腔分野也與明清浙江省“上八府”“下三府”的區劃暗合。

界碑為骨，文華生肌。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處處蘊藏著行政區劃的催化作用。北宋以“四京”架構天下，東京汴梁的行政中樞地位，催生了《清明上河圖》中“正店”“腳店”林立的市井奇觀。明代南直隸統合江淮，金陵官話隨衙署文書輻射四方，竟使安慶方言中保留著明代官話音韻，桐城學派的書卷里亦沉淀著南北士子辯經論道的遺響。在巴蜀盆地，清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史詩，將湘楚的辣椒與蜀地的花椒熔鑄成麻辣鮮香的味覺圖騰。

疆理天下，終成文理。稅關設于何處，商路便重塑方言腔調；治所定在何方，官話即成雅言標準；驛道劃分幾等，戲曲聲腔便分幾派。行政區劃如無聲的雕刀、文化的模具，刻出方言的邊界、飲食的譜系、藝術的流派，更在潛移默化間塑造人們的文化認同、轉化為深層文化自覺。

——從行政區劃出發，守護精神家園的永恒坐標。

行政區劃承載著人們對身份、文化和歷史的情感認同，是家國一體的極致浪漫。

郡縣制實現了“國”與“家”在權力集中性上的同構，并首次將“家國同構”理念具象為行政網格，成為“家國同構”政治文化的制度起點，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形態。

到宋代發展為制度化的“鄉貫”，將科舉仕進與地理籍貫綁定，塑造出“落葉歸根”的文化心理；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是祖先背井離鄉的起點，也是后人尋根問祖的歸宿；當代身份證號碼中的行政區劃代碼，持續維系著個人與出生地的關聯。當孩童略帶懵懂地讀著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當游子把家鄉與異鄉的天氣預報同時設置在手機屏幕上，當我們不停地追問“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鄉愁化作了同心結，家鄉之間、家國之間，行政區劃已突破了生硬的制度約束，成為潛移默化的情感聯結，化作心靈的歸屬，鑄就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家是玉麥，國是中國。玉麥“三人鄉”的故事感動過很多人，卓嘎、央宗父女兩代人幾十年如一日，在海拔3600多米的雪域高原，默默守護著神圣國土上的一草一木，守護著國境的安寧和萬家的平安。一個個行政區劃單元聚沙成塔、凝聚一體，組合成中國的版圖。暮色四合，當千萬盞燈火次第亮起，這點點光芒不僅包裹著一個個家庭的溫度，也默契又精密地編制出這個古老國度的天地與經緯。

不管是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邊城》，還是引發共鳴而爆火的《我的阿勒泰》，眾多以行政區劃為載體和切口的文學作品通過個人命運與國家歷史的交織，以地域、家族、文化為紐帶，追問“何處是故鄉”的永恒命題。家鄉的地域空間不僅是生存的依托，更是文化和精神的根系，行政空間與家鄉情結的融通機制，早已使行政區劃轉化為文化基因、鍛造成情感容器、浸潤成家國情懷。

——從行政區劃出發，領悟大國之治的深邃智慧。

在國家治理的宏闊格局中，行政區劃恰如最基礎、最穩定的棋盤，承載著政治智慧和文化內核的制度設計，既不是簡單的幾何分割，更不是僵化的權力分配，而是在中華文明悠長歷史中淬煉出的治國密鑰。

自《禹貢》以山川形便初定九州，到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將地理單元作為本底與行政權力精準對應的制度設計，使得中央政令穿透層層阻隔直達基層。

從漢家十三州牧守四方煙火到盛唐十道監察萬里疆場，從宋金路制的分權制約到元明清行省的制度變革，政區層級歷經循環演變，但郡縣基底保持長期穩定，折射出首尾、干支之間的完美結合。

漢武帝時期為鞏固西北邊疆、打通絲綢之路而設置河西四郡，形成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屏障，構建了軍事防御體系，充實了邊疆人口，促進了農耕技術發展，增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物資、文化交往，減少了對外依賴。附著其中的軍事、經濟、文化、民族等多維考量和治理邏輯，不僅保障了漢朝的西北安全，更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繁榮和中華文明的向外輻射，對當今的邊疆治理仍具有借鑒意義。

分疆畫界、體國經野，從山川形便的自然之道，到犬牙相契的政治智慧，蜿蜒的行政區域邊界線，猶如精密的齒輪，既保持了地方治理效能，又堅守了“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

秦簡中的“道里阡陌”，漢牘里的“鄉亭郵驛”，《元和郡縣志》藏著盛唐的行政基因，《輿地廣記》寫就北宋的疆域密碼，每個時代的行政區劃調整設置都是對治理難題的創造性應答和治理智慧的“活態傳承”，訴說著東方政治文明的獨特邏輯，彰顯出“中國之治”的制度底蘊。

當我們真正讀懂行政區劃歷史文化中承載的價值理念、民族記憶、歷史文脈、治理智慧，便會發現這些鐫刻在中華大地上的文明印記和治世之道，既是過往的見證，更是未來的啟迪，并不斷引發我們對“何方家國”的深層思考和恒久叩問。

覽山河之卷、執歷史之鏡，照見行政區劃歷史文化中蘊含的千年基因。

讓我們溯行政區劃經緯之脈，在量地制邑、度地安民間探尋家國形塑之道，筑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域空間基石，夯實保持行政區劃總體穩定的歷史文化基礎。

因為我們腳下的大地，本就是一部永遠讀不完的中華文明通史。